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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1年佛教界支援抗美援朝:班禅捐款1亿3千万

时间:2017-04-21 16:00来源:香港马会网站 作者:香港挂牌资料之全编 点击:
他们放下了木鱼,放下了经串,从山门里走出来,从庙宇里走出来,从佛堂里走出来,以中国人民一分子的身分,发出了他们热爱祖国、仇恨美帝的坚强声音。

他们放下了木鱼,放下了经串,从山门里走出来,从庙宇里走出来,从佛堂里走出来,以中国人民一分子的身分,发出了他们热爱祖国、仇恨美帝的坚强声音。

──《现代佛学》

朝鲜战争给近代中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,改变了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的命运,同时也改造了佛教。自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以后,中国政府开展了强大的“抗美援朝,保家卫国”的爱国宣扬运动。整个国家动员起来,全国上下一心,无条件地支持战争。中国僧尼亦同全国民众一道,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,投身到支持前线的工作中去。各地佛教团体和个人,在佛教界领袖的鼓动下,积极开展各种政治学习和宣传、举行游行示威、制定爱国公约、开展物资捐献。有些青年僧尼脱掉袈裟,穿上军装,走出寺院,奔向朝鲜前线,出生入死于朝鲜战场上。

1951年佛教界支援抗美援朝:班禅捐款1亿3千万

青海僧人为抗美援朝捐款购买战斗机。

走进红尘,宣传抗美援朝

1950年9月,巨赞主编的《现代佛学》发表了一篇关于朝鲜佛教徒抵抗美国侵略的报道。据塔斯社平壤消息,朝鲜平安道佛教团体集会,愤怒谴责美国侵略者肆虐轰炸,屠杀无辜民众的暴行。他们表示要与朝鲜人民一道,为击退美国的侵略和祖国的统一与独立而斗争到底。集会一致通过决议,要求所有佛教徒投身到抵抗侵略的行动中去,用一切力量支持前线,巩固后方。这一报道掀开了北京市佛教界抗美援朝宣传活动的序幕。

随后,赵朴初发表了《全国佛教徒一致起来,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而奋斗》的文章,揭发美帝国主义发动朝鲜战争、武装侵略台湾、侵犯中国领土的罪行。

(1951年)2月2日,来自北京市400多所寺庵的僧尼、32个藏传佛教寺院的喇嘛代表,以及佛教界创办的小学学生,共2800多人汇集至中山公园音乐堂,举行抗美援朝、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爱国示威游行大会。

下午两点,2000多名僧众和学生走出中山公园,经西单、绕过绒线胡同、天安门、王府井大街东单,步行十余里,进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。僧尼们穿着灰黑色袈裟,头戴风帽。他们抬着毛主席、斯大林、金日成和各国共产党领袖的巨像,一路高呼“反对美帝侵略!”、“反对武装日本!”等口号。佛教界的示威活动吸引了市民的围观。大多数僧众都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,他们表现出极大的热情。在过去,僧尼被认为是看破红尘、不食人间烟火的另类。解放以后,他们走入现实社会,参与国家政治。

1951年佛教界支援抗美援朝:班禅捐款1亿3千万

首都佛教界僧尼及居士们示威游行,反对美帝侵略、反对武装日本。

在游行人群中,有一位来自北京西郊海淀药王庙的宝林法师。他早上9点钟就从自己的寺庙出发,步行十余里来参加游行。游行过程中,他一直举着“反对美帝利用宗教侵略”的木牌,每喊一次口号,他就把木牌高高举起。双目失明的朗照法师拄着手杖,跟着游行队伍,摸索前进。在这些僧尼看来,参加这样的游行是新中国佛教徒的义务,展现了新中国僧尼的新面貌。

在北京等城市的佛教界带动下,抗美援朝活动在各地如火如荼地展开。1950年12月,宁波佛教界分别在观宗寺、七塔寺和宝云寺召开抗美援朝动员大会。大会通过了宁波市佛教徒给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两封信。在给朝鲜人民军的信中,他们高度赞美了朝鲜人民的抗美斗争,表达了中国佛教徒对他们的支持。“我们中国佛教徒站在爱和平、爱人类的立场,对你们这个反侵略正义性的斗争,一致坚决的支持!希望你们再接再厉予侵略者以重大的打击,消灭杀人吸血的魔王,人类才能得到幸福,世界的永久和平才能实践。”在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信中,宁波市佛教界表达了对志愿军高尚行为的敬仰,呼吁全国佛教徒时刻准备到前线去慰劳志愿军。随后,大会进行了募捐活动,共得233000元,全部寄给中国人民志愿军。

捐献“佛教号”飞机

朝鲜战争不但考验着中国人民的生命斗志,同时亦考验着中国的国民经济。战争爆发不久,中国政府一方面大力鼓励青年从军,到前线杀敌保国,另一方面又号召全国人民勤俭节约,把生活物资捐给志愿军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全国掀起了捐献军用物资、青年踊跃从军的活动,佛教界亦不例外。

在佛教界众多捐献活动中,最为突出的就是捐赠“中国佛教号飞机”。

1951年佛教界支援抗美援朝:班禅捐款1亿3千万

青海省主席赵寿山和班禅额尔德尼在接受众僧捐款、购买“佛教号”飞机。

1951年6月,《现代佛学》刊登了北京市佛教界抗美援朝委员会代表北京市全体僧尼,向全国佛教徒发出开展爱国主义捐献运动的公开信,首次提出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捐献“中国佛教号飞机”的建议。公开信呼吁全国佛教徒组织生产、在生产中展开捐献活动。

1951年6月19日,苏州佛教界举行集会,成立了抗美援朝工作组,讨论了关于开展捐献飞机大炮活动事项。会上一致通过了《告全国佛教界人士书》。倡议书称:

自从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关于推行爱国公约,捐献飞机大炮,优待烈属,军属的三大号召后,我们苏州市佛教界同人都热烈地响应了,关展了捐献运动,并决议除捐献现金外,还要把各寺庙所有废铜、废铁(坏钟罄)捐出来。为了表示我们全国佛教同胞的力量,我们建议大家一起行动起来,捐献一架“中国佛教号”飞机,支持人民志愿军,早日把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军彻底消灭,保卫世界和平。这是充分发扬我们佛界大慈大悲大勇大力的精神。全国佛教同胞们,我们赶快起来响应吧!

1951年6月20日,甘肃酒泉佛教界亦向全国佛教徒发出《为捐献佛徒号飞机告佛教四众书》。倡议书中认为,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捐献号召以后,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捐献飞机活动。各地儿童也都在儿童节,把自己节省下来的零用钱为志愿军购买“儿童号飞机”。全国佛教界亦不应落后,人民政协佛教代表和上海市佛教青年会等团体应带头发起捐献“佛教号飞机”运动。

江苏泰县的小朋友们发起捐献“儿童号”飞机的倡议,得到全国响应。

1951年11月3日,班禅喇嘛在西宁发表声明,表示支持中国政府的抗美援朝行动。他发愿“以个人力之所及,号召各地藏族人民与佛教界信徒,积极参加各地抗美援朝运动,踊跃捐献武器,争取早日完成佛教号战斗机的捐献计划”。为了起带头作用,班禅首先捐献1亿3千万元,并与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喜饶嘉措联名写信给全省各大寺院,号召大家踊跃捐献,努力完成“青海佛教号战斗机一架”的捐献任务。

同时,喜饶嘉措亲自到塔尔寺和大通广慧寺等藏传佛教寺院,向各寺负责人和喇嘛介绍时事政治,说明捐献的意义。在他的说服下,塔尔寺僧众集体捐献了1亿3千万,大通县7个寺院捐献了2400余万。甘肃南部著名拉卜楞大寺贡唐仓嘉木样自己捐出500只羊、100头牛和500张牛皮。这些藏传佛教领袖以及著名大寺的积极行动,极大地鼓舞了西藏人的捐献热情。11月21日,班禅来到青海塔尔寺,向全体喇嘛发表讲话,号召青海僧俗为完成“青海佛教号”飞机作贡献。当场有许多喇嘛捐献积存多年的银元,共有1万元左右。

政府的号召、佛教界的倡议,拉开了中国佛教徒捐献“佛教号飞机”的序幕。1951年8月8日,香港白凤凰马会官方网,北京市佛教界抗美援朝委员会,通过《现代佛学》,再次呼吁全国佛教徒踊跃参与捐献“中国佛教号”飞机的活动,并且根据各地区经济情况,提出各佛教团体应捐献的资金数额。委员会要求各佛教团体和个人把筹集的捐款通过中国人民银行,寄给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。同时,捐献单位或个人要在支票上写明“中国佛教号飞机用款”,然后将其捐款数目或收据通知北京市佛教界抗美援朝委员会,以便及时与有关方面接洽。没有多久,北京市佛界就捐献1000多万元,预计半年内,捐献数额将达到6千万至1亿元。到1951年12月16日,北京市佛教界共捐献人民币58,711,600元,已认捐但尚未交的有百余万元,再加上捐献的手表和古铜瓶子等,总数已经超额完成了6,000万元的任务,提前完成捐献工作。

北京市佛教界抗美援朝委员会给上海市佛教界分配的捐献数额为7亿5千万元,相当于半架飞机的价值。1951年7月12日至14日,上海市召开了第三次抗美援朝代表会议。会后,20多位佛教界代表开会商议成立佛教界抗美援朝支会筹备会。经研究计划,筹备会决定把捐献任务落实到具体个人和单位。

僧众方面,楼面600人,每人每日捐200元;净室600人,每人每日捐500元;尼僧600人,每人每日捐200元。寺庙方面,预定甲等每日20,000元,乙等每日10,000元,丙等每日5,000元,丁等每日2,500元(等级还未决定),大约估计寺庙僧众共可完成3亿元任务。

上海市有13个居士团体,每个团体都进行了宣传活动,共召开了7次会议,讨论如下四个问题:一、佛教徒为什么要参加抗美援朝运动;二、从佛教戒律和因果方面来看待捐献飞机大炮;三、怎样做好本单位的爱国捐献工作;四、怎样修订本单位的爱国公约。上海市佛教青年会共有会员6,000多人,在上海居住的就有600余人,预定每人捐6,000元、3万元、6万元、12万元,根据个人的经济能力分等级捐献。7月15日,该会在静安寺召开动员大会,方子藩理事长带头捐献,认购了甲级捐献3万元。8月12日,上海佛教青年会少年部筹委会召开第16次会议,倡导开展“百元爱国捐献运动”。除此之外,上海佛学会、金刚道场护法会、功德林佛学会、佛教闻化法会、世界佛教居士林、积善念佛林等居士团体亦组织了捐献活动。这样,上海佛教号飞机捐赠任务估计将在6个月内完成。1951年12月,上海市抗美援朝分会佛教支会在吉祥寺举办书画义卖捐献展览会,邀请上海、乃至全国各地的著名书画家作书作画,把义卖的钱捐给中国佛教号飞机。

就现有的资料来看,全国佛教界对捐献“中国佛教号飞机”表现出高涨的热情,出现了许多无私奉献、争先捐赠的场面。在很大程度上,这要归功于当地政府的领导和佛教界领袖人物的推动。

由于地方差异,各地佛教界的捐献活动亦有明显不同。在经济比较发达地区,如上海、无锡,捐献工作一般都能够顺利开展。1951年6月24日,无锡市佛教徒学习组共捐献人民币2,317,000元及银元2枚,铜元200枚,提前完成了他们数日前在无锡市宗教联谊会议上认捐的230万元的数目。

现有资料没有说明,佛教界到底有没有成功地购得一架“佛教号飞机”交给中国人民志愿军。但是,无论怎样,各地佛教界进行了捐献活动,或寄往北京,或交给当地抗美援朝运动机构,所取得的成绩是非凡的。但是,这并不是说,在此大规模的捐献活动中,没有出现任何消极的现象。在一些贫困或缺少组织人才的地区,佛教界捐献活动未能得到很好展开。有的地方,负责捐献活动的个别人员甚至营私贪污,把捐献的钱物占为己有。这样的现象极大地影响了当地佛教徒的捐献热情,受到佛教界的批判。

1952年1月出版的《现代佛学》刊登了一则捐献短讯,报告“至1951年12月10止,贵阳佛教界共捐献2,468,076元5角,已交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山西路办事处”。这一报道遭到当地佛教徒的质疑。一名叫小川的读者写信给《现代佛学》,揭发此报道不实。1951年12月31日至1952年1月2日,贵阳市一些佛教积极分子组织清账,发现负责收取捐献经费的续运法师有贪污行为。1952年1月5日,全市僧尼结合三反运动,召开群众运动大会,组织清账委员会,作进一步深入调查。这些现象说明,当时的中国佛教界一盘散沙,特别是在边远地区,佛教界缺乏有效的组织人才和统一行动。虽然北京市佛教界充当了领军人物,但是,它对地方佛教界影响有限。直到1953年6月,中国佛教协会成立,中国佛教界有了自己全国性的组织。但是,这时,朝鲜战争已经接近尾声,抗美援朝运动也逐步退温,佛教界捐献“佛教号飞机”活动也慢慢地被人们忘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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